第六十七章 反思历史1
很快,李卓然布置西路军政治部着手组建张掖地区各界抗日民主政府,定于明天举办张掖各界人士迎春茶话会,前期已由保卫局、地方工作部、宣传部拟定邀请名单、审查历史经历,今天下午由政治部把请柬连同年货送到参会者家中。
西路军组织部已经拿出抗日民主政府的框架结构、下属机构、职责权限、参议会的推举人选、各族各界人员比例、权利和义务。明天我们将邀请与会人士积极参加到参议会中,成立张掖县参议会,逐步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各县,计划在2月28日召开张掖地区参议会成立大会,由参议会推选出民主政府。
要求各县驻军部队模范遵守群众纪律,主动为当地人民做好事、实事,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赢得群众支持。先摸清本县人员构成,建立起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逐步成立本县参议会。
前线总指挥陈海松做出了部署,要求各级领导把中央的嘉奖令传达到每一个指战员,以此为新的起点,再接再厉,刻苦训练,再立新功。
各部到达新的指定驻地后,一方面加紧训练,认真落实总部训练部下发的单兵战术训练大纲;一方面尊重当地群众,保护地方安定,善待士绅工商业者,展示红军的优良作风和爱民传统,搞好军民关系;第三不要忘了宣传国内外形势,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吸收热血青年加入我军共同抗日。
30军88师立即赶往高台,留下一个团驻守高台,其他两个团接收兵力空虚的酒泉城。郑维山政委带领263团向星星峡靠近,与守军接触后在附近驻扎。
89师负责清剿黑河以北的马家军残余武装,收缴民间武器,维护地方安定。加强军事训练,发起宣传鼓动工作。
红九军25师进驻民乐,李太国政委率领73团追击消灭残敌后驻守峨堡镇,对青海方面保持作战准备,扣押青海方面过来的人员物资。
27师负责张掖周边的安全,对马家军训练大营实时监视看管。
九军独立师全军移师山丹开始整编训练,对武威方向保持防御,并做好进攻准备。”
各部首长得到指示后立即分头准备。
随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停战谈判、建立张掖地区民族统一战线等事宜。
几位委员还沉浸在获得红星奖章的巨大喜悦之中。
徐向前感慨地说:“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1935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主席为我颁发过一等红星奖章,表彰我在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做出的贡献。
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感到光荣和骄傲,那时我们兵强马壮,却瞧不起中央、容不下中央,张国焘提出谁人多枪多谁就应该当领导,使我党丧失了一次团结统一的大好机会。
我很后悔没有顶住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眼睁睁地看着中央红军匆匆北上,眼睁睁地看着四方面军南下遭受重大损失,八、九万人到达会宁时只剩3万多人。9月9日中央红军离开前,毛主席来征求我北上的意见,我犹豫再三表示两军既已会合不宜分开,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不好。
虽然是因为舍不得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却让我一直自责到现在。
今天虽然我只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却是我们服从中央指挥,配合中央作战得到的中央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珍惜这份荣誉,自觉接受中央的领导,努力完成中央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陈昌浩也激动地说:“南下失败,北上以后,尤其是西征以来,我和向前同志的感受是一样的,甚至比他更加烦闷。毕竟我是四方面军总政委,四方面军的分裂行为,我也是有责任的,也发表过许多宗派主义的言论。9月9日毛主席也来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绝对服从张主席。现在想来,还是自己党性观念差、个人感情和私心蒙蔽了理智。进入河西以来就处在矛盾当中,又想遵照中央指示去做,又考虑西路军和个人的出路,总是担心中央记恨我。使自己无法担负起西路军统帅应尽的责任,一味地消极防御,被动地等待外部救援,丧失了自主精神,险些酿成覆灭悲剧。
中央没有追究我的过错,反而授予我地位尊崇的红星奖章,让我万分感动。35年7月18日中央曾给我颁发过一等红星奖章,可惜那次我没有珍惜。我会以此为动力,为鞭策,用心学习,用心工作,把西路军引领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听两位领导说的动情也说道:“你们也不要过于自责,毕竟当年我们都受了张国焘的蒙蔽,中央走得匆忙,也没派人解释,连董振堂的5军团、罗炳辉的9军团都没打招呼。听说是因为张国焘给你发来了对中央下手的密电,是吗?”
“是的,张主席对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几次联合会议的结果很不满意,希望我们四方面军应该有九人进入政治局,结果只有我和周纯全补进政治局,向前我们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无法获得多数票,在南下问题上始终无法获得支持。
我曾受张主席委托,提议由张主席出任军委主席,也没通过,只给了个红军总政委,他很不满意,就发来密电要对中央展开党内斗争。
没想到密电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立即通知了毛主席,中央连夜带着彭德怀的三军团北上,会合了**的一军团后独自进入了甘肃,叶剑英也拿了咱们的地图叫了些一方面军的派驻干部北上了。”
曾传六摇了摇头说:“说起来张国焘当时真是被中央红军的可怜样给刺激了。当初听说中央红军要来,四方面军表现的多么热情。李先念率领着30军先头部队带着粮食、盐巴一路迎出去200多里地。我那时在12师当政委,发动全师响应总部郑部长的号召要求部队‘每天少吃一两粮,多编草鞋和毛袜’支援一方面军。
6月25日,会师大会上,张国焘和毛主席在雨地里紧紧拥抱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张国焘在发言时说的话‘我代表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
会后,张国焘看见武器装备十分低劣简陋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便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有3万人。张国焘大感惊讶,极度失望。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整个一方面军只有一万多人,而且武器短缺、物资尽失,衣衫褴褛就像一群乞丐。可一些干部却趾高气扬地指责四方面军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引起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反感,当时两军真是关系紧张。
中央走后,张国焘在三千人干部会议上说中央是逃跑主义,对革命丧失理想,丢了江西根据地,又丢了几十万人马,现在又丢下四方面军北逃了,已经没有资格当革命的领导者,咱们还有八万多人,我们要向列宁那样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
所以成立了新的中央,对毛主席、博古等实行通缉,禁止他们使用中央的名义。那也是张国焘个人的野心膨胀呀,连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都不能劝解说服,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好在你们在中央纵队离开后没有组织部队追击还是体现了原则性的。”
冰雪感谢各位书友的关注和支持,冰雪一直希望通过西路军把那段时期的党内斗争的真相和背景穿插介绍给大家,并非为了凑字数,而是想让书友们更全面的了解那段艰辛的岁月,以及西路军陆续开始的反思变化。请书友们理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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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各县驻军部队模范遵守群众纪律,主动为当地人民做好事、实事,关心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赢得群众支持。先摸清本县人员构成,建立起相互信任的良好关系,逐步成立本县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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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到达新的指定驻地后,一方面加紧训练,认真落实总部训练部下发的单兵战术训练大纲;一方面尊重当地群众,保护地方安定,善待士绅工商业者,展示红军的优良作风和爱民传统,搞好军民关系;第三不要忘了宣传国内外形势,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吸收热血青年加入我军共同抗日。
30军88师立即赶往高台,留下一个团驻守高台,其他两个团接收兵力空虚的酒泉城。郑维山政委带领263团向星星峡靠近,与守军接触后在附近驻扎。
89师负责清剿黑河以北的马家军残余武装,收缴民间武器,维护地方安定。加强军事训练,发起宣传鼓动工作。
红九军25师进驻民乐,李太国政委率领73团追击消灭残敌后驻守峨堡镇,对青海方面保持作战准备,扣押青海方面过来的人员物资。
27师负责张掖周边的安全,对马家军训练大营实时监视看管。
九军独立师全军移师山丹开始整编训练,对武威方向保持防御,并做好进攻准备。”
各部首长得到指示后立即分头准备。
随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停战谈判、建立张掖地区民族统一战线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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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感慨地说:“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1935年6月20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主席为我颁发过一等红星奖章,表彰我在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做出的贡献。
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感到光荣和骄傲,那时我们兵强马壮,却瞧不起中央、容不下中央,张国焘提出谁人多枪多谁就应该当领导,使我党丧失了一次团结统一的大好机会。
我很后悔没有顶住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眼睁睁地看着中央红军匆匆北上,眼睁睁地看着四方面军南下遭受重大损失,八、九万人到达会宁时只剩3万多人。9月9日中央红军离开前,毛主席来征求我北上的意见,我犹豫再三表示两军既已会合不宜分开,四方面军分成两半不好。
虽然是因为舍不得一手带出来的部队,却让我一直自责到现在。
今天虽然我只获得了二等红星奖章,却是我们服从中央指挥,配合中央作战得到的中央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珍惜这份荣誉,自觉接受中央的领导,努力完成中央布置的各项工作任务。”
陈昌浩也激动地说:“南下失败,北上以后,尤其是西征以来,我和向前同志的感受是一样的,甚至比他更加烦闷。毕竟我是四方面军总政委,四方面军的分裂行为,我也是有责任的,也发表过许多宗派主义的言论。9月9日毛主席也来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当时表示绝对服从张主席。现在想来,还是自己党性观念差、个人感情和私心蒙蔽了理智。进入河西以来就处在矛盾当中,又想遵照中央指示去做,又考虑西路军和个人的出路,总是担心中央记恨我。使自己无法担负起西路军统帅应尽的责任,一味地消极防御,被动地等待外部救援,丧失了自主精神,险些酿成覆灭悲剧。
中央没有追究我的过错,反而授予我地位尊崇的红星奖章,让我万分感动。35年7月18日中央曾给我颁发过一等红星奖章,可惜那次我没有珍惜。我会以此为动力,为鞭策,用心学习,用心工作,把西路军引领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西路军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听两位领导说的动情也说道:“你们也不要过于自责,毕竟当年我们都受了张国焘的蒙蔽,中央走得匆忙,也没派人解释,连董振堂的5军团、罗炳辉的9军团都没打招呼。听说是因为张国焘给你发来了对中央下手的密电,是吗?”
“是的,张主席对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几次联合会议的结果很不满意,希望我们四方面军应该有九人进入政治局,结果只有我和周纯全补进政治局,向前我们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无法获得多数票,在南下问题上始终无法获得支持。
我曾受张主席委托,提议由张主席出任军委主席,也没通过,只给了个红军总政委,他很不满意,就发来密电要对中央展开党内斗争。
没想到密电被参谋长叶剑英得到,立即通知了毛主席,中央连夜带着彭德怀的三军团北上,会合了**的一军团后独自进入了甘肃,叶剑英也拿了咱们的地图叫了些一方面军的派驻干部北上了。”
曾传六摇了摇头说:“说起来张国焘当时真是被中央红军的可怜样给刺激了。当初听说中央红军要来,四方面军表现的多么热情。李先念率领着30军先头部队带着粮食、盐巴一路迎出去200多里地。我那时在12师当政委,发动全师响应总部郑部长的号召要求部队‘每天少吃一两粮,多编草鞋和毛袜’支援一方面军。
6月25日,会师大会上,张国焘和毛主席在雨地里紧紧拥抱的场面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记得张国焘在发言时说的话‘我代表四方面军的全体同志,向党中央致敬!四方面军过去一直远离中央,没有直接接受中央领导。现在好啦,中央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在一起。今后我们要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去战斗,去奋进。’
会后,张国焘看见武器装备十分低劣简陋的红一方面军部队,便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告诉他有3万人。张国焘大感惊讶,极度失望。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整个一方面军只有一万多人,而且武器短缺、物资尽失,衣衫褴褛就像一群乞丐。可一些干部却趾高气扬地指责四方面军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引起了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反感,当时两军真是关系紧张。
中央走后,张国焘在三千人干部会议上说中央是逃跑主义,对革命丧失理想,丢了江西根据地,又丢了几十万人马,现在又丢下四方面军北逃了,已经没有资格当革命的领导者,咱们还有八万多人,我们要向列宁那样反对第二国际,成立第三国际。
所以成立了新的中央,对毛主席、博古等实行通缉,禁止他们使用中央的名义。那也是张国焘个人的野心膨胀呀,连留在四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都不能劝解说服,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
好在你们在中央纵队离开后没有组织部队追击还是体现了原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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