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一章 中华银行
崇祯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刚安排完移民虾夷岛与库页岛事项的李啸,收到台湾传来的飞鸽送信。
信是台湾拓殖团长丁佑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李啸,现在靠近台中山脉之处,也就是当地土人称为奇美和斑岩这两个地方,发现了两个大的露天铜矿,预估产量十分巨大。
在台湾这样多火山地震的地区,发现铜矿,本不算什么大事,但李啸却立刻敏锐感觉到,这是一个改变现有金融秩序的大好机会。
在李啸看来,如果能顺利开发这两个铜矿,那么,一项在这个明末年代,堪称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可以正式诞生了。
这个新生事物,便是银行。
李啸确信,现在拥有数千万金银资产的他,在又得到了足够的铜矿之后,应该完全可以如同后世一般,开设银行了。
这家银行,被信心满满的李啸,命名为中华银行。
在现代社会中,银行是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银行一词,源于意大利Banca,其原意是长凳、椅子,是最早的市场上货币兑换商的营业用具。随后,这个词传入英国,在英语中转化为Bank,意为存钱的柜子。
而在中国,从明清时代开始,白银开始取代铜钱,成为最主要的货币材料。“银”往往代表的就是货币,而“行”则是对大商业机构的称谓。而把办理与银钱有关的大金融机构改称为银行,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洪仁玕所著的《资政新篇》。
李啸要成立的这家银行,除了传统钱庄所有的,联号经营存储放贷、兑汇,发行银票等赚钱业务外,还有一项他特别看重,准备要开始大力经营的,便是利用银行,开始自行铸币。
因为在这个明末时代,由官府铸造的银子,是大明帝国的法定货币,在全国各地大量使用,便明朝成立数百年来,尽管也一直与海外进行贸易,但一直以来,从未铸造过国家标准的金银铜等钱币。
这就导致,官府的银子,在平时使用时,不但有各种不同的成色,每次使用时,还必须要经过称量、切割等等后续手段,才能用于日常生活交易。
这种方式,给使用者带来相当多的麻烦,尤其是在鉴定银子真伪上,更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
于是,现在的李啸,打算在开办的中华银行里,自行铸造金、银、铜三类货币,其中主要以银元作为核心货币。
具体设计标准为,金元(重5克,含金45%),银元(重5克,含银72%),铜元(重5克,含铜63%),兑换比例为1两白银=1金元=10银元=1000铜元,这些钱币都是标准的正圆形无孔钱币。
在这种新币设计中,李啸定义,1银元就相当于原本的1钱银子,1金元就相当于一两银子。如果从其贵金属含量来看,可以发现,这套货币代表价值略高于其金属价值。例如一钱白银克,然而一个银元中,所含白银仅克,而金币与铜币亦同样如此,通过这样的方式,李啸可以花更少的金银,换取了同样购买力的钱币。
而在李啸的这套货币体系中,更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金元。
如果按照此时明朝官府所定义的,1:10的金银比价,一个金元既然兑换10个银元,那么含金量应该同样是72%。然而李啸在中华银行所铸造成的成品金元,其含金量,却只有48%,约克。如果论贵金属价格,一个金元仅能换取个银元。但是按照汇率规定,一个金元却可以兑换10个银元。
因此,金元兑换银元的比率,被人为地提高了,黄金价格被从1:10的官方比率,被李啸人为提高到1:16,也就是说,黄金的真实市值,被李啸人为拉高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计,根本原因是,前世在大学中,选修过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李啸,根据自身贸易特点以及国情现状,作出的必要改变。
自过去两百年以来,明朝一直与西方诸国进行贸易,由于中国巨大的结构性产业优势,在频繁的东西方贸易下,大量美洲和日本等地的白银,单方面流入明朝,使银价不断贬值,中国地区的金银比价由洪武年间的1:4,升值到万历年间的1:6,再到天启年间的1:8,而到崇祯年间,到现在已经超过1:10了。
并且,随着贸易份额的增长,从美州日本等地来的白银,还在持续流入之中,一点减缓的迹象都没有。
在真实历史上,随着白银的持续流入,终于在清朝中期结出恶果。导致白银大幅贬值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让清朝各地的农民与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也导致了嘉庆皇帝一登帝位,在西北地区,便爆发了由破产农民组成的,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所谓的天朝气象,终于一去不返,清朝从此走向中落,不断衰亡。
而现在,李啸治下的各类产业,诸如制盐,丝绸,生丝,铁器,呢绒,香烟等产品,随着海外以及国内贸易,蓬勃发展日渐兴旺,结构性产业优势在整个明朝之中堪为翘楚,特别是自台湾大开发起来,黄金白银在他的这些沿海各城池州县中,迅速流动集中,以至在这小小的区域中,白银的市价大幅贬值。
要不是海贸的大头与商税控制始终由李啸任命的官员把持,他又大力从内陆移民,以扩大台湾以及沿海诸地的内需市场,尤其是采取了大量屯积粮食,大量兴建粮食积仓的粮本位经济政策,才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未能因为白银市值大幅下降,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拥有后世记忆的李啸,非常清楚西方经济学中的关键一点,那就是,经济循环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核心则是国家信用度。
这种信用度,和金银或者纸币是无关的。从极端的意义上来讲,即便你全部采取黄金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可只要使用者对其失去信心,金银体系一样会崩溃。
而之所以,世界各国,均把黄金作为经济核心的原因是,黄金产量始终很少,而白银产量在几个世纪内爆增,因此对于白银信心崩溃的远比黄金更快更容易,如此而已。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李啸应该如何建立与维护,甚至推广这个信心呢?
当然,李啸并不是经济学家,很难用学过的经济学观点,来将这个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众说纷纭的重要金融话题讲清楚。但是,李啸还是知道一点,最基础最朴素的根本经济原则。
那就是,只要民众手上的货币,不管是金币银币铜币或者纸币,只要能够买得到东西,以及买得到足够的东西,那么民众对手上的货币就仍然能够拥有信心。
不过这是对于货币最终使用者,或者说买方来说的。如果换个角度,对货币有信心,卖方自然就会卖,买方也就买的到。若是没信心,卖方就不会卖,买方就买不到了。也就是说如果从卖方的角度来看,必须要先对货币有信心,他才会愿意收入货币卖出货物。
这有点落入循环论证的圈子里去。但仔细想想,就可以找到真正的根源。
其实,答案很明显,那就是,在货币竞争中,持有货物的卖方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因为货物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粮食可以充饥,而金子却不能吃。有粮无金的人绝不会饿死,有金无粮者,必须能买到粮才不会饿死,买不到照样抱着金子饿死。
所以归根结底,一个经济系统得以维持的根源,在于卖方,或者说,在于生产者。
而在李啸治下,这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中,李啸自已,就是最大的卖方与生产者。
现在的李啸手上,控制着大量的工厂、矿藏和田产,并且还有经由从农民手上收集到大量粮食,可谓钱粮丰厚,傲视国中。并且,在李啸手上,还控制着由其一手主导的政治体系,以及忠诚效命于他的精锐军队。因此,无论是对于国内还是国外,李啸都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卖方,可以轻易操控物价,控制整个金融秩序。
而这个经济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地增加之中。由于李啸生产技术与手段,远超明朝国内的同类工坊,让他的产品,同时有价格、质量与产量三个方面的优势。而随着各类产品生产线与产品线逐渐成熟以至更新换代,李啸在某些区域,甚至渐渐形成了垄断优势。
综上所述,此时的李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是一个能够决定市场产品价值与价格的巨人。因此,能够主导市场的他,自然也就成为能够在金融领域中,定义货币价值的人。
而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李啸才直接在货币价值上,定义出比实际含银量更高的兑换价值。而以他的雄厚库存储备,以及他那强大的武力当作保障,让其治下的百姓,在今后的年岁里,习惯于使用各类货币,让他们习惯于靠政府信用而非金属本身重量,来作为交易筹码,便是最自然不过之事。
如果李啸的基业能一直巩固,那么,他的信用度会不断增强,而相应的,真正用于铸造货币的金银用量,只会更少。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在未来岁月中,纸币会彻底取代贵金属,真正成为货币市场的主角。
当然,这一天的到来,不可能一促而就,而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耗时将会极长。也许,可等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纸币对金属货币的代替。故现在的李啸,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这金元、银元、铜元三类货币,大规模推广下去。
因此,之所以李啸人为改变金银比价差异,那是因为,如果维持原本的1:10官方比价的话,那么由于李啸如今的海贸规模,将继续有大量西方白银流入,在其治下的货币还没有完全脱离金属价格的时候,只会不断加速通货膨胀的速度。
而现在李啸将金币与黄金价格人为地定在1:16,目的就在刺激外国商人们,多用黄金代替白银,减缓白银流入速度,却加速让黄金向明朝流入,从而平衡黄金与白银的流入速度。因为黄金数量远比白银少,在货币结构尚未稳定时,理论上会更有信用。
现在李啸设计的新币中,因为其中的1银元=100铜元,并不是完整的十进制,故李啸经过仔细考虑后,又在其间又加设了一个值10个铜元的大铜元(重30克,含铜90%),金元以上则加上了一个值10两银子的大金元(克,即一两,含金99%),主要用于外贸结算。这是考虑金属材料价格的关系,同时也代表这套币值没有完全脱离贵金属本位。
而这些钱币采用的金属比例与模子都经过设计,正面背面都有复杂花纹、年份与币值数字,钱币的边缘也压制了防伪锯齿。此外这些钱币,都是由李啸的铸币局,使用水力冲压机,用标准作业的方式进行冲制,而非传统的模铸制钱方式,因此,铸造出来的钱币,花纹字样异常清晰,而且让不法之徒极难仿造。
实际上,李啸设定的金属配比,也是这套钱币设计的原理之关键所在。
因为,如果铜钱含铜高于币面价值,那么极可能就会出现,有不法之徒与奸商豪贾,融化铜钱来私铸铜器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清朝雍正初年,就大规模出现过,幸得雍正大力整治,及时改变铜铅配比,才使得整个国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出现铜钱大面积紧缺的状况。
而设计了一套防伪机制,相比起来,造假币的门坎可比融化铜币高的多了。有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李啸自是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让铜币的实际价值略低于其币面价值的做法。
接下来,在银行正式发行这套新货币后,这套货币体系,能不能得到长期维持,就得看李啸的政府信用度了。
而李啸治下的各类官府机构,其信用度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币制又确实很方便,交易之时,也不再需要担心金银分割、成色与秤重的问题,因此李啸相信,这些新式货币,一定能很快就被他治下的百姓所接受。
李啸决定,让这类新式货币,先在台湾,济州,登州,萨摩,虾夷,库页等自家属地,先行流通试用。如果试用效果好,再逐渐向明朝国个渗透使用。
崇祯十二年五月初,经过周密筹备,中华银行总行,在台湾高雄府正式成立。与时同时,各个州县之中,也同时成立了中华银行分行。李啸正式下令,从今之后,其治下各州府县城,全部开始推行全新的货币体制,将原有的金银铜钱,逐渐兑换替代。
一个模仿近代模式的全新金融体系,正式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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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台湾拓殖团长丁佑写来的,他在信中告诉李啸,现在靠近台中山脉之处,也就是当地土人称为奇美和斑岩这两个地方,发现了两个大的露天铜矿,预估产量十分巨大。
在台湾这样多火山地震的地区,发现铜矿,本不算什么大事,但李啸却立刻敏锐感觉到,这是一个改变现有金融秩序的大好机会。
在李啸看来,如果能顺利开发这两个铜矿,那么,一项在这个明末年代,堪称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可以正式诞生了。
这个新生事物,便是银行。
李啸确信,现在拥有数千万金银资产的他,在又得到了足够的铜矿之后,应该完全可以如同后世一般,开设银行了。
这家银行,被信心满满的李啸,命名为中华银行。
在现代社会中,银行是依法成立的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用亚当斯密的观点来看,银行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银行一词,源于意大利Banca,其原意是长凳、椅子,是最早的市场上货币兑换商的营业用具。随后,这个词传入英国,在英语中转化为Bank,意为存钱的柜子。
而在中国,从明清时代开始,白银开始取代铜钱,成为最主要的货币材料。“银”往往代表的就是货币,而“行”则是对大商业机构的称谓。而把办理与银钱有关的大金融机构改称为银行,最早见于太平天国洪仁玕所著的《资政新篇》。
李啸要成立的这家银行,除了传统钱庄所有的,联号经营存储放贷、兑汇,发行银票等赚钱业务外,还有一项他特别看重,准备要开始大力经营的,便是利用银行,开始自行铸币。
因为在这个明末时代,由官府铸造的银子,是大明帝国的法定货币,在全国各地大量使用,便明朝成立数百年来,尽管也一直与海外进行贸易,但一直以来,从未铸造过国家标准的金银铜等钱币。
这就导致,官府的银子,在平时使用时,不但有各种不同的成色,每次使用时,还必须要经过称量、切割等等后续手段,才能用于日常生活交易。
这种方式,给使用者带来相当多的麻烦,尤其是在鉴定银子真伪上,更是一件令人伤脑筋的事情。
于是,现在的李啸,打算在开办的中华银行里,自行铸造金、银、铜三类货币,其中主要以银元作为核心货币。
具体设计标准为,金元(重5克,含金45%),银元(重5克,含银72%),铜元(重5克,含铜63%),兑换比例为1两白银=1金元=10银元=1000铜元,这些钱币都是标准的正圆形无孔钱币。
在这种新币设计中,李啸定义,1银元就相当于原本的1钱银子,1金元就相当于一两银子。如果从其贵金属含量来看,可以发现,这套货币代表价值略高于其金属价值。例如一钱白银克,然而一个银元中,所含白银仅克,而金币与铜币亦同样如此,通过这样的方式,李啸可以花更少的金银,换取了同样购买力的钱币。
而在李啸的这套货币体系中,更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金元。
如果按照此时明朝官府所定义的,1:10的金银比价,一个金元既然兑换10个银元,那么含金量应该同样是72%。然而李啸在中华银行所铸造成的成品金元,其含金量,却只有48%,约克。如果论贵金属价格,一个金元仅能换取个银元。但是按照汇率规定,一个金元却可以兑换10个银元。
因此,金元兑换银元的比率,被人为地提高了,黄金价格被从1:10的官方比率,被李啸人为提高到1:16,也就是说,黄金的真实市值,被李啸人为拉高了。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计,根本原因是,前世在大学中,选修过西方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李啸,根据自身贸易特点以及国情现状,作出的必要改变。
自过去两百年以来,明朝一直与西方诸国进行贸易,由于中国巨大的结构性产业优势,在频繁的东西方贸易下,大量美洲和日本等地的白银,单方面流入明朝,使银价不断贬值,中国地区的金银比价由洪武年间的1:4,升值到万历年间的1:6,再到天启年间的1:8,而到崇祯年间,到现在已经超过1:10了。
并且,随着贸易份额的增长,从美州日本等地来的白银,还在持续流入之中,一点减缓的迹象都没有。
在真实历史上,随着白银的持续流入,终于在清朝中期结出恶果。导致白银大幅贬值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让清朝各地的农民与手工业者纷纷破产。也导致了嘉庆皇帝一登帝位,在西北地区,便爆发了由破产农民组成的,大规模的白莲教起义,所谓的天朝气象,终于一去不返,清朝从此走向中落,不断衰亡。
而现在,李啸治下的各类产业,诸如制盐,丝绸,生丝,铁器,呢绒,香烟等产品,随着海外以及国内贸易,蓬勃发展日渐兴旺,结构性产业优势在整个明朝之中堪为翘楚,特别是自台湾大开发起来,黄金白银在他的这些沿海各城池州县中,迅速流动集中,以至在这小小的区域中,白银的市价大幅贬值。
要不是海贸的大头与商税控制始终由李啸任命的官员把持,他又大力从内陆移民,以扩大台湾以及沿海诸地的内需市场,尤其是采取了大量屯积粮食,大量兴建粮食积仓的粮本位经济政策,才使得这些地区的经济,未能因为白银市值大幅下降,而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拥有后世记忆的李啸,非常清楚西方经济学中的关键一点,那就是,经济循环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核心则是国家信用度。
这种信用度,和金银或者纸币是无关的。从极端的意义上来讲,即便你全部采取黄金白银作为支付手段,可只要使用者对其失去信心,金银体系一样会崩溃。
而之所以,世界各国,均把黄金作为经济核心的原因是,黄金产量始终很少,而白银产量在几个世纪内爆增,因此对于白银信心崩溃的远比黄金更快更容易,如此而已。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李啸应该如何建立与维护,甚至推广这个信心呢?
当然,李啸并不是经济学家,很难用学过的经济学观点,来将这个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是众说纷纭的重要金融话题讲清楚。但是,李啸还是知道一点,最基础最朴素的根本经济原则。
那就是,只要民众手上的货币,不管是金币银币铜币或者纸币,只要能够买得到东西,以及买得到足够的东西,那么民众对手上的货币就仍然能够拥有信心。
不过这是对于货币最终使用者,或者说买方来说的。如果换个角度,对货币有信心,卖方自然就会卖,买方也就买的到。若是没信心,卖方就不会卖,买方就买不到了。也就是说如果从卖方的角度来看,必须要先对货币有信心,他才会愿意收入货币卖出货物。
这有点落入循环论证的圈子里去。但仔细想想,就可以找到真正的根源。
其实,答案很明显,那就是,在货币竞争中,持有货物的卖方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因为货物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东西。粮食可以充饥,而金子却不能吃。有粮无金的人绝不会饿死,有金无粮者,必须能买到粮才不会饿死,买不到照样抱着金子饿死。
所以归根结底,一个经济系统得以维持的根源,在于卖方,或者说,在于生产者。
而在李啸治下,这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中,李啸自已,就是最大的卖方与生产者。
现在的李啸手上,控制着大量的工厂、矿藏和田产,并且还有经由从农民手上收集到大量粮食,可谓钱粮丰厚,傲视国中。并且,在李啸手上,还控制着由其一手主导的政治体系,以及忠诚效命于他的精锐军队。因此,无论是对于国内还是国外,李啸都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卖方,可以轻易操控物价,控制整个金融秩序。
而这个经济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地增加之中。由于李啸生产技术与手段,远超明朝国内的同类工坊,让他的产品,同时有价格、质量与产量三个方面的优势。而随着各类产品生产线与产品线逐渐成熟以至更新换代,李啸在某些区域,甚至渐渐形成了垄断优势。
综上所述,此时的李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是巨无霸一般的存在,是一个能够决定市场产品价值与价格的巨人。因此,能够主导市场的他,自然也就成为能够在金融领域中,定义货币价值的人。
而正是基于以上考虑,李啸才直接在货币价值上,定义出比实际含银量更高的兑换价值。而以他的雄厚库存储备,以及他那强大的武力当作保障,让其治下的百姓,在今后的年岁里,习惯于使用各类货币,让他们习惯于靠政府信用而非金属本身重量,来作为交易筹码,便是最自然不过之事。
如果李啸的基业能一直巩固,那么,他的信用度会不断增强,而相应的,真正用于铸造货币的金银用量,只会更少。随着时代的发展,最终在未来岁月中,纸币会彻底取代贵金属,真正成为货币市场的主角。
当然,这一天的到来,不可能一促而就,而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耗时将会极长。也许,可等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纸币对金属货币的代替。故现在的李啸,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把这金元、银元、铜元三类货币,大规模推广下去。
因此,之所以李啸人为改变金银比价差异,那是因为,如果维持原本的1:10官方比价的话,那么由于李啸如今的海贸规模,将继续有大量西方白银流入,在其治下的货币还没有完全脱离金属价格的时候,只会不断加速通货膨胀的速度。
而现在李啸将金币与黄金价格人为地定在1:16,目的就在刺激外国商人们,多用黄金代替白银,减缓白银流入速度,却加速让黄金向明朝流入,从而平衡黄金与白银的流入速度。因为黄金数量远比白银少,在货币结构尚未稳定时,理论上会更有信用。
现在李啸设计的新币中,因为其中的1银元=100铜元,并不是完整的十进制,故李啸经过仔细考虑后,又在其间又加设了一个值10个铜元的大铜元(重30克,含铜90%),金元以上则加上了一个值10两银子的大金元(克,即一两,含金99%),主要用于外贸结算。这是考虑金属材料价格的关系,同时也代表这套币值没有完全脱离贵金属本位。
而这些钱币采用的金属比例与模子都经过设计,正面背面都有复杂花纹、年份与币值数字,钱币的边缘也压制了防伪锯齿。此外这些钱币,都是由李啸的铸币局,使用水力冲压机,用标准作业的方式进行冲制,而非传统的模铸制钱方式,因此,铸造出来的钱币,花纹字样异常清晰,而且让不法之徒极难仿造。
实际上,李啸设定的金属配比,也是这套钱币设计的原理之关键所在。
因为,如果铜钱含铜高于币面价值,那么极可能就会出现,有不法之徒与奸商豪贾,融化铜钱来私铸铜器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清朝雍正初年,就大规模出现过,幸得雍正大力整治,及时改变铜铅配比,才使得整个国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出现铜钱大面积紧缺的状况。
而设计了一套防伪机制,相比起来,造假币的门坎可比融化铜币高的多了。有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李啸自是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让铜币的实际价值略低于其币面价值的做法。
接下来,在银行正式发行这套新货币后,这套货币体系,能不能得到长期维持,就得看李啸的政府信用度了。
而李啸治下的各类官府机构,其信用度是非常好的,这样的币制又确实很方便,交易之时,也不再需要担心金银分割、成色与秤重的问题,因此李啸相信,这些新式货币,一定能很快就被他治下的百姓所接受。
李啸决定,让这类新式货币,先在台湾,济州,登州,萨摩,虾夷,库页等自家属地,先行流通试用。如果试用效果好,再逐渐向明朝国个渗透使用。
崇祯十二年五月初,经过周密筹备,中华银行总行,在台湾高雄府正式成立。与时同时,各个州县之中,也同时成立了中华银行分行。李啸正式下令,从今之后,其治下各州府县城,全部开始推行全新的货币体制,将原有的金银铜钱,逐渐兑换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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