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四章 皇帝的迷茫
站在后人的角度,再来看这场关系明清双方最终命运的松锦大决战,明朝之所以败得这么惨,其实是有好几方面的原因的。
首先来看清朝方面,皇太极在李啸扫灭金州、斩断清朝龙脉,以及活埋了清朝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全城的百姓,皇太极都坚定的不为所动,死死地盯住最终目标,就是要夺占辽西,消灭那十三万明军。
这战略目光和坚忍毅力,连死对头李啸,都不得不为之佩服。而在松锦大战中,皇太极对战略打击目标的选择,作战时机的掌握,用兵方略和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最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以已之长攻敌之短,如利用八旗精兵良将善于奔袭野战之长,为了避其不长于攻坚城之短,因此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诱取明军主动来战,最终不仅消灭了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杏山的明军守将献城投降,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为进取中原铺平了道路。
而对于明朝来说,这次松锦大战失败,后果就实在是太过严重了。此次战役失败,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造成这种惨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败,在此战役中反映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第一点,便是盲目催战。
当时崇祯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
“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因此,洪承畴
“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
第二点,便是督监不和。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
“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
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
“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
“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
第三点,则是指挥失误。洪承畴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
当
“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他就孤军深入;当
“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时,他就率军南逃。因此,洪承畴在指挥作战上,表现出犹豫和动摇,这就必然导致明军失败。
第四点,则是将官畏死。明军在松山与清军对阵时,兵员和火器都胜于清军,本应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但是一些明军将领畏死,却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为了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明军松山大败。
又如明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
“皆敛兵不敢出”。[1]以上四点,最终导至了明朝在辽西的悲惨结局,自天启至今苦心经营的防线毁于一旦。
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
“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京师大震,王朴以
“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御史郝晋发言:“六镇罪同,皆宜死。”
“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
“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独斩王朴,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处死王朴。
职方郎中张若麒被处以死刑,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镇守宁远。
松锦大战标榜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
从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在此次战役中,虽然明军由于上层指挥的失误而遭遇惨败,但广大明军将士
“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10],蹈海死者以数万计,展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时人谈迁评价道:“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皇清开国方略》谓:“太宗神谋勇略,制胜出奇,破明兵十三万,如摧枯拉朽,指顾而定。”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二,京师,乾清宫。
皇帝象一个木偶一样,呆坐在龙椅上,仿佛一名耗尽了全身力气的人一样,瘫坐在龙椅上。
又败了,又是一场地惨不忍睹的彻底大败。十三万精锐,就此彻底折损,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关外仅剩孤城一座,而诸如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文臣武将,大批降清,让明朝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实力,更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崇祯几乎恐惧地想到了,在这些精锐大军被清虏彻底消灭后,那原本就猖狂肆虐的流寇,可能再无人能制了。
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因为抵抗流寇不力,畏罪自杀的前礼部尚书,号称杨阁部的杨嗣昌,崇祯暗想,也许,杨嗣昌在的话,一定会极力劝阻自已不要去兴兵救援锦州,以至十三万大军全军覆灭。
这一刻,皇帝突然老泪纵横。他不会知道,在崇祯十七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崇祯皇帝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
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
“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
“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
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
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崇祯皇帝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
“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崇祯皇帝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
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
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
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
“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崇祯皇帝: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
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
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
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事实确是如此。崇祯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
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
“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
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
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
“免朝”了。崇祯皇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
“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
“夙夜焦劳”了。然而,他的
“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早在崇祯五年,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
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
“可喜”与
“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
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
“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只是,国事的日渐颓唐与衰败,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崇祯无法回答自已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明朝渐渐走向灭亡的原因,也许只有从后世穿越回来的李啸,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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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清朝方面,皇太极在李啸扫灭金州、斩断清朝龙脉,以及活埋了清朝龙兴之地赫图阿拉全城的百姓,皇太极都坚定的不为所动,死死地盯住最终目标,就是要夺占辽西,消灭那十三万明军。
这战略目光和坚忍毅力,连死对头李啸,都不得不为之佩服。而在松锦大战中,皇太极对战略打击目标的选择,作战时机的掌握,用兵方略和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
最为突出的是:他善于以已之长攻敌之短,如利用八旗精兵良将善于奔袭野战之长,为了避其不长于攻坚城之短,因此在松锦大战中,始终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诱取明军主动来战,最终不仅消灭了洪承畴率领的十三万援军,而且困逼松山、锦州、杏山的明军守将献城投降,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宁锦防线,为进取中原铺平了道路。
而对于明朝来说,这次松锦大战失败,后果就实在是太过严重了。此次战役失败,致使关外明军精锐尽丧,松锦杏三城俱失,造成这种惨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明廷的政治腐败,在此战役中反映尤为突出的有以下几点:第一点,便是盲目催战。
当时崇祯皇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人,偏信
“原属刑曹,本不知兵”的辽东监军张若麒轻敌冒进之言,一味催战。因此,洪承畴
“轻进顿师,进不能突围,退不能善后,形见势绌,……遂使重臣宿将选率骁骑,十万之众,覆没殆尽”。
第二点,便是督监不和。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关外兵力和锦州守将祖大寿
“逼以车营,毋轻战”的意见,主张且战且守,步步为营,逐步向前推进以解锦州之围。
而监军张若麒却反对,
“振臂奋袂,扶兵之势,收督臣之权,纵心指挥”,于是明军
“但知有张兵部,不知有洪都督,而督臣始无可为矣”。总督和监军两者互相掣肘,明军不知所从。
第三点,则是指挥失误。洪承畴虽然精通兵家权谋,由于考虑到个人的得失安危,所以屈从于陈新甲、张若麒等人的权势。
当
“陈新甲趣之,未免轻进以顿师。”时,他就孤军深入;当
“张若麒惑之,倏焉退师以就饷”时,他就率军南逃。因此,洪承畴在指挥作战上,表现出犹豫和动摇,这就必然导致明军失败。
第四点,则是将官畏死。明军在松山与清军对阵时,兵员和火器都胜于清军,本应决一死战以解锦州之围,但是一些明军将领畏死,却弃战南逃,如总兵王朴为了自己活命,不顾全军安危,违约先遁,造成明军松山大败。
又如明廷为了解救洪承畴,命顺天巡抚杨绳武、兵部侍郎范志完率军赴松山解围,可是
“皆敛兵不敢出”。[1]以上四点,最终导至了明朝在辽西的悲惨结局,自天启至今苦心经营的防线毁于一旦。
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四城失陷,祖大寿举城投降,致使
“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京师大震,王朴以
“首逃”之罪被逮捕,法司开庭审讯。御史郝晋发言:“六镇罪同,皆宜死。”
“三桂实辽左之将,不战而逃,奈何反加提督”。兵部尚书陈新甲覆议,
“但姑念其(吴三桂)守宁远有功,可与李辅明、白广恩、唐通等贬秩,充为事官。”独斩王朴,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处死王朴。
职方郎中张若麒被处以死刑,兵部职方主事马绍愉给予削籍的处分。吴三桂受到降级处分,镇守宁远。
松锦大战标榜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明朝在辽东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
从此,明朝山海关外,仅剩下宁远一座孤城,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
在此次战役中,虽然明军由于上层指挥的失误而遭遇惨败,但广大明军将士
“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冀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10],蹈海死者以数万计,展现出了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
时人谈迁评价道:“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粮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皇清开国方略》谓:“太宗神谋勇略,制胜出奇,破明兵十三万,如摧枯拉朽,指顾而定。”崇祯十五年九月十二,京师,乾清宫。
皇帝象一个木偶一样,呆坐在龙椅上,仿佛一名耗尽了全身力气的人一样,瘫坐在龙椅上。
又败了,又是一场地惨不忍睹的彻底大败。十三万精锐,就此彻底折损,关宁锦防线彻底被摧毁,关外仅剩孤城一座,而诸如洪承畴祖大寿等明朝文臣武将,大批降清,让明朝原本就奄奄一息的实力,更到了几乎崩溃的边缘。
崇祯几乎恐惧地想到了,在这些精锐大军被清虏彻底消灭后,那原本就猖狂肆虐的流寇,可能再无人能制了。
这一刻,他突然想起了在四川因为抵抗流寇不力,畏罪自杀的前礼部尚书,号称杨阁部的杨嗣昌,崇祯暗想,也许,杨嗣昌在的话,一定会极力劝阻自已不要去兴兵救援锦州,以至十三万大军全军覆灭。
这一刻,皇帝突然老泪纵横。他不会知道,在崇祯十七年初,当李自成的农民军从陕西渡过黄河,横扫山西时,崇祯皇帝在一次高级官僚参加的御前会议上,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显得悲凉而无奈,感慨万分地对他的大臣们道出了思虑已久的心里话:“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将何面目见于地下?”
“朕非亡国之君”,寥寥六个字,发自肺腑,是对兵败如山倒,无可奈何花落去,内心有所不甘的自然流露。
平心而论,在明朝十七个皇帝之中,他不但算不上是最为昏庸的一个,而且完全可以和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相媲美,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正如他自己所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清朝国史馆编撰的《明史》也对他高度评价:“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厉,殚心治理。”由此可见,他的自我评价
“朕非亡国之君”,并不是文过饰非的夸张之词。但是,明朝恰恰在他手上灭亡了,于是乎历史让他背上了
“亡国之君”的恶名,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人们只能感叹他生不逢时,进行委婉的解释。
《明史》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那意思是说,明朝灭亡的祸根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手种下的。
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在《明清史讲义》中,把上述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熹宗(按:即天启帝),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按:即崇祯帝)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这种鞭辟入里的分析,既揭示了历史的真相,也反映了历史的无情,让并非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
这不禁使作者想起了,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中有一句名言:“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在一般人看来,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无边的,可以向任何人发号施令,似乎也可以向历史发号施令。
其实不然,正如托翁所说,人类有意识地为自己而生活,却在无意之中,成为达成全人类历史目的的一种工具,皇帝也不例外。
历史是人类无意识的共同集团生活,将皇帝生活的所有瞬间,当作达成自己目的的道具,只为自己而利用这个道具。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皇帝是历史的奴隶。崇祯皇帝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大势已去,回天乏力,所以向大臣们吐露了自己的内心独白:“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在临近王朝末日的紫禁城里,他常常暗自叹息:“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明朝灭亡以后,遗老遗少们回首往事,不免感慨系之,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崇祯皇帝不是一个亡国之君。
复社诗人吴伟业的《圆圆曲》,以
“鼎湖当日弃人间”的诗句来缅怀皇帝的逝去。他的史学名著《绥寇纪略》对逝去的皇帝崇祯皇帝给予高度的评价,大意是:皇上焦劳十七年,作风恭敬俭朴类似弘治皇帝,英毅果断类似嘉靖皇帝。
处理公务机敏迅速,手不释卷,喜好读书、写字,书法逼近欧阳询,有文武才,善于骑射,力挽强弓,每发必中。
他勤于朝政,黎明即起,一直工作到疲惫不堪才休息。上朝时仪表端庄,给人留下目光端正,姿势庄重的感觉。
这样一位恭敬俭朴、英毅果断、能文能武的君主,落得个亡国的下场,不免令吴伟业这样的遗老遗少嗟叹不已。
《甲申传信录》在
“睿谟留憾”的标题下,如此评价崇祯皇帝:英毅果断,继承万历、天启的政治遗产,拨乱反正,革除前朝弊政,打击邪党,励精图治,勤于朝政,希望出现中兴之治。
然而边疆战事频发,中原内部空虚,饥馑连年,盗贼横行,拮据天下十七年,王朝覆亡,以身殉国。
呜呼!如此英明睿智的君主,十七年宵衣旰食,从来不曾开怀舒心,留下多么大的遗憾啊!
该书写这些话的时候,崇祯皇帝已经死去,用不到拍马奉承,这是野史以秉笔直书的笔法,为后人留下一段信史,应当是可信的。
事实确是如此。崇祯皇帝经常对大臣们说:“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因为他必须面对一个烂摊子,边疆武备废弛的许多积弊,百姓生活的长久贫困,官场陋习的陈陈相因,都必须面对。
所以他经常举行御前会议,当时称为
“召对”。这种召对极为郑重其事,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御史,以及翰林院、锦衣卫的官员,都得参加,内容是商榷国事,改革积弊,推行新政。
因此,他成了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罕见的勤劳皇帝。朱元璋大小政务都要亲自处理,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一直到深夜,没有假期,没有娱乐。
在这点上他与朱元璋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整日忧勤惕厉,寝食不安。
朱元璋定下每日上朝的祖制,后来的皇帝大多视为虚文,特别是到了隆庆、万历之际,公然改为每逢三、六、九日上朝,以后索性连三六九也
“免朝”了。崇祯皇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
崇祯十五年(1642)他再次重申:与群臣共同裁决政事,只有少数节日可以免朝外,每日都应该上朝;上朝完毕后,如果大臣要请示报告,可以报名,听候召见,如有大臣从中阻挠,以
“奸欺”罪处死。如此十几年如一日,无怪乎他要慨叹
“夙夜焦劳”了。然而,他的
“夙夜焦劳”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是什么缘故呢?早在崇祯五年,兵部主事华允诚就有所分析。
他在奏疏中向皇帝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
“可喜”与
“可忧”之处。大意是说,三四年来,皇上焦劳于上,群臣匆匆孜孜,目不暇接,而法令烦琐,臣民解体,人才损失,国家受伤。
终于形成这样的局面:皇上焦劳于上,诸臣舞弊于下,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他从三个层面进行分析:第一,主事者借口皇上刚毅严明,大搞严刑峻法;借口皇上综核名实,大搞锱铢必较,终于使得官场竞尚刑名,追求细碎,把皇上图治的迫切心情,化作诸臣斗智的捷径;第二,率领部属的大僚,一再惊魂于向皇上认罪,监察官员埋头于撰写弹劾奏疏,致使官吏考核只问税收钱粮,同心同德的精神,化作案牍文书的较量;第三,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大臣只有分立门户的念头,意见分歧,议论纷扰,致使
“剿抚”的大计等同儿戏,人才的用舍举棋不定。只是,国事的日渐颓唐与衰败,真的只是这个原因吗?
当然不是,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崇祯无法回答自已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明朝渐渐走向灭亡的原因,也许只有从后世穿越回来的李啸,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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