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零七章 江南改革之忧思
出于九江可能丢失的巨大恐惧,宁南侯左良玉立即决定,现在要壮士断腕,以求自保了。
他急急下令,让驻守庐州府的金声桓部,再不要与唐军第六镇兵马硬抗,而是全军立即突围出城,西撤到湖广的黄州府,以麻城为据点,确保唐军第六镇兵马不得继续西进。
而驻守安庆府的王德仁部,则全军退至安庆与湖广交境的宿松城,从而缩束战线,并以雷水与雷池湖为凭依,抵挡唐军西攻。
左良玉这般安排,相当是主动放弃了南直隶的最后二府庐州府与安庆府,从而让驻守麻城的金声桓部、驻守宿松的王德仁部,驻守九江的郝效忠部,这三部兵马,能互为犄角,一道守卫湖广边境,以确保自家的基本盘,不至丢失。
左良玉这般仓皇应对,倒是让唐军第六镇兵马,基本不战而获庐州与安庆二府,至此,整个南直隶,终于近乎完整地落入李啸手中。
而金声桓部在全军突围之时,不得不与围城的唐军狠狠地打了一场,最终,在付出了近半人员伤亡或被俘的惨重代价之后,他们总算逃出生天,一路退至麻城。
让左良玉没想到的是,到了现在,唐军却并不急于来攻打他,反而是在刘泽涵部兵马进入江西后,又开始了新的作战计划。
左良玉恼火地发现,唐军只是让黄得功部兵力,全力集中围堵九江城,刘泽涵的三营兵马,则是兵分两部,一部一营兵马直抵南昌府的宁州,以威胁左良玉的湖广下部,让其不敢再抽调兵力去入援最东边的三部兵马。
另外二营,则是继续南下,分别收复了吉安府与建昌府,以互为犄角之势,威胁郑芝龙部所在赣州府。
唐军这般部署,完全出乎了左良玉预料。只不过,现在南直隶的庐州府与安庆府两地,以及除了九江城外的整个江西北部,皆已失去,悔之何及!
至此,李啸当日的作战计划,全部得以实现,尤其是现在随着两镇兵马进军江西,让整个江西仅有九江城与赣州府尚在敌手,其余地界,皆是唐军地盘,这一作战成果,大大超出预期,让李啸十分满意。
按李啸的战略构想,到现在为止,主要战役基本结束,唐军与左良玉部及郑芝龙部,重新形成了新的对峙之势。
这个暂时停歇的态势,当然是唐军主动造成并控制。之所以暂停进攻,是因为李啸考虑到,如果自已再继续用力追击左良玉或郑芝龙部,会导致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亦有不敷使用之嫌,而且就连后勤补给也不一定跟得上。
万一不能速胜,而与左良玉或郑芝龙打成胶着之态,那么,诸如流寇、鞑子还有那在四川盆地的张献忠部,极可能皆会蠢蠢欲动,侵扰自已地盘边境,这样的话,唐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回防,如何应对这些外寇的进攻,将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之事。
因此,在唐军已然得到了明朝最精华部分的土地之后,暂缓与各方交战,全力消化吸收这些新得地盘,当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现在,这明末江南最为严重,也最为迫切要改造的问题是什么呢?
李啸认为,最严重也最迫切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土地兼并严重,二是流民及失业者数量极多。
先来大致说说明末土地兼并的情况。
明朝末年,土地集中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兼并土地,大多数的农民相继失掉土地。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而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诸如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这样的情况,在这富饶的江南之地,情况则是更加严重。并且这种土地兼并,在江浙一带,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土地兼并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某一地方豪强大族,占据一个地方,然后排挤非族内人,将非族内人土地霸占,形成一个地区的土地兼并。
在《徽州府志》里,记载的许多名门望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某一族在一个地方立足。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方地区,很多地方的村子只有一个姓氏的原因。因为那些没有势力的小门小族,都被当地的一户大族,用各种方式给挤兑走了。
但江南一带,却并没有发生象西北一带一样,因为大规模的天灾而导致流民大增,以致揭竿而起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时因为,在以江南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大量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离开土地,转投临近的工商业中心成为新的雇工群体,从而以此方式,暂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而在西北地区,土地兼并的后果,就要比江南一带要严重得多。
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后,虽然程度没有江浙一带的严重,但破坏性却更强,就在于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一是容易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二是土地兼并后造成大量流民。
西北地区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却没办法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活路,从而创造了大量流民。这些流民,没有土地,西北地区又无其他经济,流民为了活下去,只得给地主当佣农,但佣农的数量始终有限,缺乏出路的失地农民往往只能选择落草为寇,或是被迫揭竿而起。这无疑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与悲剧。
所以,土地兼并这种事,在中国不同地区引发的后果都不是一样的,绝不能用江浙一代的土地兼并情况,去理解西北一代地方的土地兼并。
而且,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从某种意义说起来,其实对整个市井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林次崖先生文集》:“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四友斋丛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嘉靖11年3月制策》:“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八九也。”
《苏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而据大量的明史资料记载,整个江南地区,农业人口从明中期的四五成逐渐到明末的一二成,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工人口。
而随着市井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那早期雏形的资本主义,就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其强大的冲击力。这一点,就连作者在看到以下的资料,都不觉惊到了。
这些资料,来自樊树志的《晚明史》。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这样只处于萌芽状态,依然极其幼稚与不稳固,却已给当然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这般强力的冲击与影响,可见这江南一带,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有多大,将来可达到的成就,又能有多高!
相比明朝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给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与崭新力量相比,那所谓的大清盛世,是多么地可笑又可悲。
清朝康熙年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被后来的鞑粉鼓吹为旷古绝世的巨大成就,只是,这历史中的真实含义,真的如他们所说吗?
非也。
因为,所谓的永不加赋,是指只征收固定人头税,然后把收税的重点集中到田税上。
这真的是仁政吗?为何到了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反而不采取此“仁政”?
其实,此策实际上是社会大倒退,是把人口与土地严格的绑定起来的残酷措施,使得各地官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与治功,不得不竭力压制一切新生的经济力量,而把尽可能多的人口,转为最基本的耕田人口,并极力压制无土之人(如工人、商人等)的生存空间。这种愚昧而落伍的残酷做法,与同时代欧洲的圈地运动,迫使农民进城务工,让整个国家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做法截然相反。
因此,康熙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出于要对社会强力管控,防止社会出现清廷无法控制的不良因素,从而人为大幅缩减了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让治下百姓只有从事农业才能生活,这样鼠目寸光,无视时代潮流的愚蠢做法,相对明朝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大踏步的后退。
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是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中国传统职业安排,通过强力的人为手段,变成了仅有士农两个行业,让中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彻底灭绝了工业化的希望。最终在一百多年后,让中国遭受了数千年未有的战败与屈辱,拥有了那一段噩梦一般,充满了弹孔与血泪的历史。
行文至此,估计很多读者会问,那么,照这么说,既然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对社会有这般促进作用,那作为实际统治的李啸,就可以对江浙一带的土地兼并放纵不管,任其自流了吗?
当然不行。
因为,江浙一带,虽然土地兼并问题不严重,虽然没有太多的流民问题,却有很严重的个问题。
那就是,江南一带的财税,基本上处于收不上来的状态。
为什么会收不上来呢?
因为土地兼并,集中到了地主官绅阶级手中,而他们可凭借自己的特权和法律的漏洞,大规模的集体逃税漏税。整个江南一带,积欠的税赋,多达几十年之久,让整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空,这个问题,无疑是相当的触目惊心。
大明朝的灭亡,不是直接亡于土地兼并这一条,这种说法,并没有问题。可大明朝灭亡的根源就在于,过于严重的土地兼并,让国家在丧失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后,已彻底摧毁了王朝的内部结构。
而财政的捉襟见肘,也决定了明朝无法从制度上,建立足够抵御外侮,镇压起义的军队。导致无论是外患还是民变,都是不断壮大,无法遏制,这也更加恶化中央的财政。
到了这一步,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严重失血,同时又失去了造血能力的病人,整个身体对外界的侵袭,已然没有了有效的抵抗力,任何一个小小的外在伤口,就能使他感染而死,这对于国家与民族来说,真是巨大的悲剧。
对于这样的情况,来自后世的李啸,自是洞若观火,了然于心。
所以,他绝不允许,在自已的统治范围内,还继续让这样畸形的社会模式,再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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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急急下令,让驻守庐州府的金声桓部,再不要与唐军第六镇兵马硬抗,而是全军立即突围出城,西撤到湖广的黄州府,以麻城为据点,确保唐军第六镇兵马不得继续西进。
而驻守安庆府的王德仁部,则全军退至安庆与湖广交境的宿松城,从而缩束战线,并以雷水与雷池湖为凭依,抵挡唐军西攻。
左良玉这般安排,相当是主动放弃了南直隶的最后二府庐州府与安庆府,从而让驻守麻城的金声桓部、驻守宿松的王德仁部,驻守九江的郝效忠部,这三部兵马,能互为犄角,一道守卫湖广边境,以确保自家的基本盘,不至丢失。
左良玉这般仓皇应对,倒是让唐军第六镇兵马,基本不战而获庐州与安庆二府,至此,整个南直隶,终于近乎完整地落入李啸手中。
而金声桓部在全军突围之时,不得不与围城的唐军狠狠地打了一场,最终,在付出了近半人员伤亡或被俘的惨重代价之后,他们总算逃出生天,一路退至麻城。
让左良玉没想到的是,到了现在,唐军却并不急于来攻打他,反而是在刘泽涵部兵马进入江西后,又开始了新的作战计划。
左良玉恼火地发现,唐军只是让黄得功部兵力,全力集中围堵九江城,刘泽涵的三营兵马,则是兵分两部,一部一营兵马直抵南昌府的宁州,以威胁左良玉的湖广下部,让其不敢再抽调兵力去入援最东边的三部兵马。
另外二营,则是继续南下,分别收复了吉安府与建昌府,以互为犄角之势,威胁郑芝龙部所在赣州府。
唐军这般部署,完全出乎了左良玉预料。只不过,现在南直隶的庐州府与安庆府两地,以及除了九江城外的整个江西北部,皆已失去,悔之何及!
至此,李啸当日的作战计划,全部得以实现,尤其是现在随着两镇兵马进军江西,让整个江西仅有九江城与赣州府尚在敌手,其余地界,皆是唐军地盘,这一作战成果,大大超出预期,让李啸十分满意。
按李啸的战略构想,到现在为止,主要战役基本结束,唐军与左良玉部及郑芝龙部,重新形成了新的对峙之势。
这个暂时停歇的态势,当然是唐军主动造成并控制。之所以暂停进攻,是因为李啸考虑到,如果自已再继续用力追击左良玉或郑芝龙部,会导致战线拉得太长,兵力亦有不敷使用之嫌,而且就连后勤补给也不一定跟得上。
万一不能速胜,而与左良玉或郑芝龙打成胶着之态,那么,诸如流寇、鞑子还有那在四川盆地的张献忠部,极可能皆会蠢蠢欲动,侵扰自已地盘边境,这样的话,唐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回防,如何应对这些外寇的进攻,将是一件相当麻烦的之事。
因此,在唐军已然得到了明朝最精华部分的土地之后,暂缓与各方交战,全力消化吸收这些新得地盘,当为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
现在,这明末江南最为严重,也最为迫切要改造的问题是什么呢?
李啸认为,最严重也最迫切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土地兼并严重,二是流民及失业者数量极多。
先来大致说说明末土地兼并的情况。
明朝末年,土地集中已到了空前的程度。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疯狂地兼并土地,大多数的农民相继失掉土地。从全国范围来看,一个普通的地主就占有几十家佃户。而在浙江和福建,有田的占十分之一,为人佃作食力的占十分之九。诸如北京、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等地的绝大部分的腴田,都被王公勋戚和地主豪绅侵占。
一般地主豪绅通过豪夺巧取,“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江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者数千亩,乃至万亩。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万亩,多者至十余万亩(郑廉《豫变纪略》卷二)。
这样的情况,在这富饶的江南之地,情况则是更加严重。并且这种土地兼并,在江浙一带,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土地兼并模式。
这种模式,就是某一地方豪强大族,占据一个地方,然后排挤非族内人,将非族内人土地霸占,形成一个地区的土地兼并。
在《徽州府志》里,记载的许多名门望族,都是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某一族在一个地方立足。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方地区,很多地方的村子只有一个姓氏的原因。因为那些没有势力的小门小族,都被当地的一户大族,用各种方式给挤兑走了。
但江南一带,却并没有发生象西北一带一样,因为大规模的天灾而导致流民大增,以致揭竿而起的事情,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时因为,在以江南为代表的富庶地区,大量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离开土地,转投临近的工商业中心成为新的雇工群体,从而以此方式,暂时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生存问题。
而在西北地区,土地兼并的后果,就要比江南一带要严重得多。
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后,虽然程度没有江浙一带的严重,但破坏性却更强,就在于西北地区的土地兼并,一是容易发生在自然灾害时期,二是土地兼并后造成大量流民。
西北地区因为自然灾害和土地兼并,使得大量农民失去土地,但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和环境,却没办法给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活路,从而创造了大量流民。这些流民,没有土地,西北地区又无其他经济,流民为了活下去,只得给地主当佣农,但佣农的数量始终有限,缺乏出路的失地农民往往只能选择落草为寇,或是被迫揭竿而起。这无疑会给整个国家,造成深重的灾难与悲剧。
所以,土地兼并这种事,在中国不同地区引发的后果都不是一样的,绝不能用江浙一代的土地兼并情况,去理解西北一代地方的土地兼并。
而且,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从某种意义说起来,其实对整个市井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林次崖先生文集》:“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四友斋丛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
《嘉靖11年3月制策》:“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甚则务农者稀。……,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犹可以为苟且求全之计。……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八九也。”
《苏州府志》:“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
而据大量的明史资料记载,整个江南地区,农业人口从明中期的四五成逐渐到明末的一二成,大量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工人口。
而随着市井社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那早期雏形的资本主义,就对整个世界造成了极其强大的冲击力。这一点,就连作者在看到以下的资料,都不觉惊到了。
这些资料,来自樊树志的《晚明史》。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这样只处于萌芽状态,依然极其幼稚与不稳固,却已给当然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了这般强力的冲击与影响,可见这江南一带,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有多大,将来可达到的成就,又能有多高!
相比明朝开始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给社会带来的勃勃生机与崭新力量相比,那所谓的大清盛世,是多么地可笑又可悲。
清朝康熙年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被后来的鞑粉鼓吹为旷古绝世的巨大成就,只是,这历史中的真实含义,真的如他们所说吗?
非也。
因为,所谓的永不加赋,是指只征收固定人头税,然后把收税的重点集中到田税上。
这真的是仁政吗?为何到了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反而不采取此“仁政”?
其实,此策实际上是社会大倒退,是把人口与土地严格的绑定起来的残酷措施,使得各地官府,为了所谓的政绩与治功,不得不竭力压制一切新生的经济力量,而把尽可能多的人口,转为最基本的耕田人口,并极力压制无土之人(如工人、商人等)的生存空间。这种愚昧而落伍的残酷做法,与同时代欧洲的圈地运动,迫使农民进城务工,让整个国家转变为工业化社会的做法截然相反。
因此,康熙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出于要对社会强力管控,防止社会出现清廷无法控制的不良因素,从而人为大幅缩减了其他行业的生存空间,让治下百姓只有从事农业才能生活,这样鼠目寸光,无视时代潮流的愚蠢做法,相对明朝的经济体系,无疑是大踏步的后退。
甚至可以说,有清一代,是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的中国传统职业安排,通过强力的人为手段,变成了仅有士农两个行业,让中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彻底灭绝了工业化的希望。最终在一百多年后,让中国遭受了数千年未有的战败与屈辱,拥有了那一段噩梦一般,充满了弹孔与血泪的历史。
行文至此,估计很多读者会问,那么,照这么说,既然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对社会有这般促进作用,那作为实际统治的李啸,就可以对江浙一带的土地兼并放纵不管,任其自流了吗?
当然不行。
因为,江浙一带,虽然土地兼并问题不严重,虽然没有太多的流民问题,却有很严重的个问题。
那就是,江南一带的财税,基本上处于收不上来的状态。
为什么会收不上来呢?
因为土地兼并,集中到了地主官绅阶级手中,而他们可凭借自己的特权和法律的漏洞,大规模的集体逃税漏税。整个江南一带,积欠的税赋,多达几十年之久,让整个国家出现了严重的财政亏空,这个问题,无疑是相当的触目惊心。
大明朝的灭亡,不是直接亡于土地兼并这一条,这种说法,并没有问题。可大明朝灭亡的根源就在于,过于严重的土地兼并,让国家在丧失了大量的财税收入后,已彻底摧毁了王朝的内部结构。
而财政的捉襟见肘,也决定了明朝无法从制度上,建立足够抵御外侮,镇压起义的军队。导致无论是外患还是民变,都是不断壮大,无法遏制,这也更加恶化中央的财政。
到了这一步,整个国家,就像一个严重失血,同时又失去了造血能力的病人,整个身体对外界的侵袭,已然没有了有效的抵抗力,任何一个小小的外在伤口,就能使他感染而死,这对于国家与民族来说,真是巨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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