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零八章 基本田与富余田
李啸沉思良久,决定对于江南一带的土地兼并情况,首先采用与山东类似的做法。
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农,自行审报自家土地,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对,以此方式,来先进行田亩测量与统计。
在山东时,李啸推行了这样的政策,可谓别出心裁。当时山东当地的地主们,以为李啸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收税方便,故皆尽量少报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时可以大大减少上缴的税额。
结果没有想到,李啸随后就派人核查,将地主那些瞒报的土地,当作无主之地全部没收,让全山东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个哑巴亏,简直可以说是,悔之无及。
因此有了山东的先例在前,现在的江南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聪明了,个个都按实数审报,丝毫不敢作假。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李啸就会对他们毫无办法,从而最终只能默认现状。
最终,李啸安排的人手在各地亲自核查之后,发现其上报的土地数量,与实际田亩之数,倒也差相仿佛。可见,有山东地主的惨痛教训在前,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倒是个个精乖得很。
只不过,这样一来,就完全没事了么?
他们完全低估了李啸的狠辣与手腕。
在当年的十二月底,离过年前还有数天时间,整个李啸占领的江南地区,各个州镇的街头巷尾,都了一封长长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啸规定了一项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当地的地主财绅与自耕农们,每家每户,最多只能保留田亩数量为200亩,这项规制,被称为地户基本田。这些基本田所缴税额,淮河以北之地,暂与山东一样,而淮河以南之地,与山东土地相比,每亩多收两倍。
之所以江南这一带的土地,要比山东这样的北方之地,田税数额要多两倍,倒不是李啸存心欺压,而他在仔细考虑了当地的田亩产出后,才作出的慎重决定。
因为,江南所谓的“重赋”,其实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明末时期,生产技术的创新、新品种的引进,自然条件的优越,使得江南地区在农业产量上,远远超过北方地区。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俗语,已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北宋时,范仲淹就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
而到了南宋,高斯得则说:“浙东浙西之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
而在明朝时,明人谢肇淛也指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
甚至到了清朝时,清人尹会一也说道:“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力散工薄。”
因此,如果只是因为苏松田赋,高于北方地区即认为是重赋,显然没有考虑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
而李啸之所以规定了200亩为限的基本田,而没有如后世那般残酷而坚决的打土豪分田地,实则是因为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民众思想尚未达到近现代水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改良与妥协。
因为拥有200亩的地户,在人口稠密土地较少的江南地区,已将大多数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包括在内。要知道,在明末江南,拥有30亩以上的田土,便足以称为当地的富户与地主了。而普通自耕农,一般皆只有两三亩地,甚至只有几分地。
这样一来,李啸通过适当的妥协与退让,大大减少了自已的对立面。现在他要坚决对付的,就只有人口只占少数的大地主与大豪绅了。
此上,是李啸制定的基本田状况。而那些土地更多,占地更广,动则成千上万亩田土的大地主大豪绅,他们超过200亩的多出土地,被称为地户富余田,官府并不强迫没收,但是,这样地户多余田,却要他们每亩多缴纳,相比基本田多出十倍的田税。
十倍于基本田的田税,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样一来,那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利益,自然是极受损害,甚至可以说,李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在逼他们与官户做对了。
听上去,这象是在官逼民反,或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只是李啸有这么傻么?
当然没有,因为,他在给压力的同时,也在给他们出路。
那就是,他在告示中明确指出,若这些大地主大豪绅感觉负担不了这样大额的田税,可以将这些富余田,向官府抵押折现。
而官府在收购这些多余田时,亦不会就此压价,而是会派出公证人员,监督官府以比市价高出一成的价格,进行土地收购。
现在的李啸,财源广进,金银颇丰,对于收购这些土地的财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种给了具体出路的做法,李啸认为,可以大大减少这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反抗烈度,从而让他们不至于与官府一味顽抗到底。
而且李啸这样设计如此之高的田税,其实还堵住了这些大地主们,另外的一条对官府的冷暴力对抗之路。
那就是,如果李啸对这些田土定的税额,仅设定为基本田的两三倍的话,那这些大地主与大豪绅,当然可以将那些富余田,全部改种桑树或棉花,通过这样的经济作物的高额利润,来抵消李啸增加的大量田税。
因为,现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带动了极其旺盛的生丝需求,以及织布用料。种桑种棉的收益,远远高于种稻的收益,整个江南地区,各类土地也早已由种米向种桑蚕逐渐转化。
明朝江南的粮食产地,集中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桑蚕业有推动了纺织业,纺织业发展最终演变为城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这粮食却还是得吃。那么,没有钱,吃不起,怎么办?
那就抢呗。
崇祯时期,仅在苏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造反。
看明史记录,崇祯11年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知府牛若麟镇压。
崇祯13年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
崇祯14年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
……
这样的明史记录,真真让人望之叹息。
那么,1640年苏州的大米有多贵呢?100个铜钱一斤,也就是大约50-100元人民币一斤。
想想吧,一个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币买米,一个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个什么概念,说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亦不为过。
所以,粮食危机的本质,是粮食的生产不足,导致粮食过度市场化,以及在市场化作用下,导致的粮价飞涨。
在中国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无论是明末还是现在,粮食都是高度市场化,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从外购买粮食。江浙地区原本是粮食主产地,现在却因为耕地变化,变为粮食外购区。最终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变成了粮食危机。
而在现代,最近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这场旨在推翻中东地区各独裁政府的革命,其根源就在于食品价格膨胀。
要知道大多数中东国家,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他们的食物50%或者以上都要依靠进口,这就使得他们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的地位非常脆弱。
比如在埃及,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年初,就达到了惊人的19%,埃及人的生活成本骤然提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与社会,立即开始出现大规模动乱,最终导致起义与兵变,让现任总统穆巴拉克,不得不引咎下台。
而在更早前,例子其实也有很多,象法国在1788年和1789年的连续粮食歉收,使得面包价格飞涨。原本就度日维艰,食品开支占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50%的法国人民,日常食品开支却猛增到了88%,整个法国社会迅速地陷入危机,最终,大革命爆发了。
当然,现在李啸治下,因为有了台湾、东南亚以及澳洲的大量粮食生产,特别是有了红薯与马铃薯这样的经济作物存在,哪怕整个江南地区,全部变成桑田与棉田,李啸的粮食供应,亦是充足有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确保粮价平稳,让绝大部分普通人,都能承担得起。
所以,为了防止地主豪绅们,用桑田与棉田的利润来采购粮食,然后充抵田税这条歪路。李啸才决定,用这样大额的田税来吓退他们,让他们不能再打歪主意,从而最终只能乖乖地把富余田,在心甘情愿的前提下,全部赎买给官府。
而李啸之所以下定决心,定要从这些地主豪绅手中夺回这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点,就是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把这些地方势力极大的地主豪绅势力大大压缩,让他们交税纳赋,吐出余田,不能再象以前一样,仗势着土地优势,横行乡里,作威作福。并且以此方式,减少地主家的佃户人数,尽可能地减少人身剥削。
第二点,便是把这赎买回来的田土,以每户两三亩的方式,发放给失地的佃户以及外来的流民,让他们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
因为现在的江南,虽然有大批的失业者与流民,得以在工坊中栖身落户。但因为各省皆是战乱,流民数量实在太多,江南一带的工坊,还是难以吸纳全部的人口,这各个州县城镇,大街小巷依然满是流民,故而为了社会稳定,还是需要有大量的土地来安置他们。
第三点,则是李啸把这些富余田掌握之后,可以将这些多余田土,以国家计划的方式,全部改种为桑田与棉田。这样一来,因为物料来源充足,既可以继续扩充工坊的规模,又可以由于自已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故在生丝与棉球方面有绝对的定价权,这样便可防止那些地主豪绅搅乱市场,随意抬高物价。从而以这种方式,对江南的丝绸与棉布市场,加以强有力的管控,力保其稳定而有序。
这项基本田与富余田的政策,终于全面实施之后,一件令李啸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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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由各地地主或自耕农,自行审报自家土地,然后由官府核查比对,以此方式,来先进行田亩测量与统计。
在山东时,李啸推行了这样的政策,可谓别出心裁。当时山东当地的地主们,以为李啸这样做,是为了将来收税方便,故皆尽量少报自家的土地,以求到时可以大大减少上缴的税额。
结果没有想到,李啸随后就派人核查,将地主那些瞒报的土地,当作无主之地全部没收,让全山东的地主,大大地吃了一个哑巴亏,简直可以说是,悔之无及。
因此有了山东的先例在前,现在的江南一带的地主豪绅都聪明了,个个都按实数审报,丝毫不敢作假。他们以为,这样一来,李啸就会对他们毫无办法,从而最终只能默认现状。
最终,李啸安排的人手在各地亲自核查之后,发现其上报的土地数量,与实际田亩之数,倒也差相仿佛。可见,有山东地主的惨痛教训在前,这些江南的地主们,倒是个个精乖得很。
只不过,这样一来,就完全没事了么?
他们完全低估了李啸的狠辣与手腕。
在当年的十二月底,离过年前还有数天时间,整个李啸占领的江南地区,各个州镇的街头巷尾,都了一封长长的新告示。
告示中,李啸规定了一项全新的政策。
即江南当地的地主财绅与自耕农们,每家每户,最多只能保留田亩数量为200亩,这项规制,被称为地户基本田。这些基本田所缴税额,淮河以北之地,暂与山东一样,而淮河以南之地,与山东土地相比,每亩多收两倍。
之所以江南这一带的土地,要比山东这样的北方之地,田税数额要多两倍,倒不是李啸存心欺压,而他在仔细考虑了当地的田亩产出后,才作出的慎重决定。
因为,江南所谓的“重赋”,其实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明末时期,生产技术的创新、新品种的引进,自然条件的优越,使得江南地区在农业产量上,远远超过北方地区。
“苏湖熟,天下足”,这句俗语,已充分体现了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在全国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在北宋时,范仲淹就说:“臣知苏州,日点检簿书,一州之田系出税者三万四千顷。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计出米七百余万石。”
而到了南宋,高斯得则说:“浙东浙西之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
而在明朝时,明人谢肇淛也指出:“北人不喜治第而多蓄田,然硗确寡入,视之江南,十不能及一也。”
甚至到了清朝时,清人尹会一也说道:“北方地阔,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力散工薄。”
因此,如果只是因为苏松田赋,高于北方地区即认为是重赋,显然没有考虑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巨大差异。
而李啸之所以规定了200亩为限的基本田,而没有如后世那般残酷而坚决的打土豪分田地,实则是因为在国家尚未完全统一,民众思想尚未达到近现代水平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改良与妥协。
因为拥有200亩的地户,在人口稠密土地较少的江南地区,已将大多数的自耕农与中小地主包括在内。要知道,在明末江南,拥有30亩以上的田土,便足以称为当地的富户与地主了。而普通自耕农,一般皆只有两三亩地,甚至只有几分地。
这样一来,李啸通过适当的妥协与退让,大大减少了自已的对立面。现在他要坚决对付的,就只有人口只占少数的大地主与大豪绅了。
此上,是李啸制定的基本田状况。而那些土地更多,占地更广,动则成千上万亩田土的大地主大豪绅,他们超过200亩的多出土地,被称为地户富余田,官府并不强迫没收,但是,这样地户多余田,却要他们每亩多缴纳,相比基本田多出十倍的田税。
十倍于基本田的田税,这可不是小数目。
这样一来,那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利益,自然是极受损害,甚至可以说,李啸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在逼他们与官户做对了。
听上去,这象是在官逼民反,或是搬起石头砸自已的脚。
只是李啸有这么傻么?
当然没有,因为,他在给压力的同时,也在给他们出路。
那就是,他在告示中明确指出,若这些大地主大豪绅感觉负担不了这样大额的田税,可以将这些富余田,向官府抵押折现。
而官府在收购这些多余田时,亦不会就此压价,而是会派出公证人员,监督官府以比市价高出一成的价格,进行土地收购。
现在的李啸,财源广进,金银颇丰,对于收购这些土地的财力,根本就不在话下。
这种给了具体出路的做法,李啸认为,可以大大减少这些大地主大豪绅的反抗烈度,从而让他们不至于与官府一味顽抗到底。
而且李啸这样设计如此之高的田税,其实还堵住了这些大地主们,另外的一条对官府的冷暴力对抗之路。
那就是,如果李啸对这些田土定的税额,仅设定为基本田的两三倍的话,那这些大地主与大豪绅,当然可以将那些富余田,全部改种桑树或棉花,通过这样的经济作物的高额利润,来抵消李啸增加的大量田税。
因为,现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已然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带动了极其旺盛的生丝需求,以及织布用料。种桑种棉的收益,远远高于种稻的收益,整个江南地区,各类土地也早已由种米向种桑蚕逐渐转化。
明朝江南的粮食产地,集中在吴淞地区,而这一地区也同是丝绸的产地,这就出现了桑稻争田的矛盾。桑蚕业有推动了纺织业,纺织业发展最终演变为城镇化和资本主义萌芽。
蚕桑和丝织业中心,基本集中在江南一带,且分布较广,诸如太湖流域和浙西杭州、嘉兴、湖州等地,都开始大量出现丝织业市镇。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象苏州府吴江县的盛泽镇,原为一个荒村,弘治初年居民也不过五、六十家,可谓荒凉而普通。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当地居民,开始大量从事丝织业,到嘉靖年间,就已发展成市,至万历、天启间,则更是成为全国闻名的丝业巨镇。
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这个庞大的数字,几可与早期进行工业化的英国相媲美。
这样的转变,从人类的趋利性角度来讲,其实很好理解。
一家农种一亩田,如果是种稻,得米三四石,不过三四两银子,若是种桑养蚕,得丝一担,就是三十几两银子,即使朝廷收米为税,买米上缴,就他个人而言,收入也远远高于种稻。这样,自然而然,他就会转向种桑蚕。
而这样的城镇化,则导致明朝江南的粮食逐年上涨,当然,相比种田,江南地区人民的收入,也对应上涨,因此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造成过大的危害。
只不过,这粮食涨价的幅度,却是越来越快了,最终达到了民众难以忍受的程度。
在明史研究的全国米价表中,17世纪20年代的平均米价,已达到了17世纪10年代的1.6倍,显示出了急剧的上涨趋势。而人民的收入增长,则是远低于此数。
人是铁,饭是钢,收入不增,这粮食却还是得吃。那么,没有钱,吃不起,怎么办?
那就抢呗。
崇祯时期,仅在苏州和松江府等地,就多次爆发抢米风潮,抑或者抗租,还有人起义造反。
看明史记录,崇祯11年8月,洞庭东山的盗贼谋划起事,被巡抚都御史张国维镇压,后来余党又再次起事,仍然被制伏。
同年11月有奸恶借蝗灾为谣,讹言倡众抗租,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千余人聚集焚庐劫资,终被知府牛若麟镇压。
崇祯13年6月,苏州府城发生抢米暴动。
崇祯14年正月,苏州府城的市民暴动抢米。
……
这样的明史记录,真真让人望之叹息。
那么,1640年苏州的大米有多贵呢?100个铜钱一斤,也就是大约50-100元人民币一斤。
想想吧,一个3口之家,每月要花3000元人民币买米,一个月的食品成本就到4000元以上,那是个什么概念,说是仅仅为了吃饭而活着,亦不为过。
所以,粮食危机的本质,是粮食的生产不足,导致粮食过度市场化,以及在市场化作用下,导致的粮价飞涨。
在中国江浙和珠三角地区,无论是明末还是现在,粮食都是高度市场化,基本上,所有人都需要从外购买粮食。江浙地区原本是粮食主产地,现在却因为耕地变化,变为粮食外购区。最终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而变成了粮食危机。
而在现代,最近也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这场旨在推翻中东地区各独裁政府的革命,其根源就在于食品价格膨胀。
要知道大多数中东国家,因为地理环境恶劣,他们的食物50%或者以上都要依靠进口,这就使得他们在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面前的地位非常脆弱。
比如在埃及,食品价格通货膨胀率,在2011年年初,就达到了惊人的19%,埃及人的生活成本骤然提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国家与社会,立即开始出现大规模动乱,最终导致起义与兵变,让现任总统穆巴拉克,不得不引咎下台。
而在更早前,例子其实也有很多,象法国在1788年和1789年的连续粮食歉收,使得面包价格飞涨。原本就度日维艰,食品开支占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50%的法国人民,日常食品开支却猛增到了88%,整个法国社会迅速地陷入危机,最终,大革命爆发了。
当然,现在李啸治下,因为有了台湾、东南亚以及澳洲的大量粮食生产,特别是有了红薯与马铃薯这样的经济作物存在,哪怕整个江南地区,全部变成桑田与棉田,李啸的粮食供应,亦是充足有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可以确保粮价平稳,让绝大部分普通人,都能承担得起。
所以,为了防止地主豪绅们,用桑田与棉田的利润来采购粮食,然后充抵田税这条歪路。李啸才决定,用这样大额的田税来吓退他们,让他们不能再打歪主意,从而最终只能乖乖地把富余田,在心甘情愿的前提下,全部赎买给官府。
而李啸之所以下定决心,定要从这些地主豪绅手中夺回这大量的土地,主要是出于以下三方面考虑。
第一点,就是通过赎买土地的方式,把这些地方势力极大的地主豪绅势力大大压缩,让他们交税纳赋,吐出余田,不能再象以前一样,仗势着土地优势,横行乡里,作威作福。并且以此方式,减少地主家的佃户人数,尽可能地减少人身剥削。
第二点,便是把这赎买回来的田土,以每户两三亩的方式,发放给失地的佃户以及外来的流民,让他们得以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
因为现在的江南,虽然有大批的失业者与流民,得以在工坊中栖身落户。但因为各省皆是战乱,流民数量实在太多,江南一带的工坊,还是难以吸纳全部的人口,这各个州县城镇,大街小巷依然满是流民,故而为了社会稳定,还是需要有大量的土地来安置他们。
第三点,则是李啸把这些富余田掌握之后,可以将这些多余田土,以国家计划的方式,全部改种为桑田与棉田。这样一来,因为物料来源充足,既可以继续扩充工坊的规模,又可以由于自已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土地,故在生丝与棉球方面有绝对的定价权,这样便可防止那些地主豪绅搅乱市场,随意抬高物价。从而以这种方式,对江南的丝绸与棉布市场,加以强有力的管控,力保其稳定而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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